摄影从其诞生之日起，就与都市的发展与变化过程具有一种宿命的关系。2005年广州“城市·重视”国际摄影双年展，就“城市”这个话题，展开一场充分的视觉探讨。

　　此次在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的珠江三角洲，举办一个“重新审视城市和着力关注城市”的主题性展览，直接让广州这个中国的城市摄影重镇，成为直面主题的现场。展览分为四个单元，包括来自法国和以色列等国的5个特别展览、15位国际摄影师的个展、38位中国摄影师的个展。长期致力于城市摄影研究和实践的顾铮、法国摄影评论家阿兰·朱利安、安哥担任此次摄影展的主策展人。

　　中国摄影缺少现代主义的洗礼

　　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这次展出的主题是城市，你也曾出过一本《城市表情》。城市，这是你在摄影中最关注的一个方向吗？

　　顾铮：城市是我最关注的题材，摄影天然就是一种都市的表现媒介。我不反对一些摄影师去边寨或异国他乡采风，寻找灵感，但那只是一种暂时的新鲜感。如果能在长期生活的城市中找到新鲜视角，在麻木和熟悉中能寻找到灵感和惊喜，那是更高的一种修养。

　　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现今中国正处于一个急剧城市化的进程中，中国的城市摄影在摄影艺术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？二三十年前，城市摄影也占有同样的地位吗？

　　顾铮：目前，城市摄影逐渐呈多元状态。但关注城市化进程的中国摄影师还不够多，对城市摄影可以开拓的潜能现在还认识不足。“乡土中国”系列摄影展影响很大，其实，城市呈现出来的形态比“乡土中国”更丰富、更真实、更细节、矛盾更尖锐，更值得我们关注。

　　20年前，中国基本没有城市摄影，主要就是风光摄影和新闻摄影两类，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城市化进程的启动，一些有思想的摄影师开始感觉到城市化带来的压力和动力。北京、上海与广州等地成了中国都市摄影的策源地。随着“乡土中国”摄影运动出现、85美术新潮运动兴起，“北河盟”、“人人影会”、“厦门4个1”、北京“裂变”群体摄影民间组织的出现，开始有严肃的摄影师自觉地关注城市。遗憾的是，中国经历的摄影历程太短，中国摄影缺少现代主义的洗礼，在摄影史上出现了断裂，许多艺术家从来没有对摄影本体有一个真正的了解，就急着进入现代主义，对摄影进行颠覆。其实纯粹摄影是一种必经阶段，我们的摄影师经历的这一阶段太短了。

　　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摄影，与今天的城市摄影，在摄影语言上有没有什么变化？

　　顾铮：当年拍摄用的都是一种纯粹摄影手法，而现在的城市摄影已有了足够多的可能性，摄影语言丰富多了。今天，我们已经开始考察摄影如何与城市展开对话，不管是虚构还是纪实，是见证还是表现，都对城市有了较丰富的阐释。像这次展览中的刑丹文的《都市演绎》把自己摆到了楼盘中自拍，虽是导演行为，却产生一种穿透力的真相；翁奋的《骑墙》系列摆拍，就有很强的行为艺术的意识；张新民的《农村包围城市》，用的是纪实手法……这些，既可称为摄影艺术，也可称为美术摄影和架上摄影。在后现代艺术中，后现代摄影与后现代美术之间，艺术样式的界线其实已经相当模糊。格哈特·里希特甚至说“照片是最完美的绘画”。

　　摄影和多种门类艺术的结合，是对摄影艺术表现能力的开拓和发展。这次双年展就没有拘泥于摄影本身，而是视野更开阔。

　　关于城市的视觉文献

　　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重读20年前中国的安哥等第一批城市摄影师的作品，他们的作品是否过时？

　　顾铮：只要以个人的视角、个人的生命体验出发，进行观察和把握，就不会过时。比如，张新民坚持拍摄了13年的农民进城，见证了“农村包围城市”这一历史进程，他的努力，成为一种视觉文献，永不过时。这是一种个体与城市的对话，我希望这样的纪实摄影更多一些。

　　摄影家不必以一统的意识形态标准或传统的伦理价值，来决定自己的主题与表现手法。从政府宣传画册中，看不出城市的变迁。比起以前，现在的城市摄影产生了一种意识的变化，更多地突出孤独感和疏离感。

　　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纪实摄影与观念摄影，你更偏爱哪一类？

　　顾铮：不管是纪实摄影还是观念摄影，都需要有自己的视角和立场，并没有哪一种更强。当然，这也需要有相当的艺术表达力和艺术把握力。摄影可以超越语言，艺术家只需要用摄影本身去获得观众认同，用作品去表达自己所思所见，让观众读懂。

　　事实上，纪实摄影与观念摄影也不是截然分开。比如，罗永进的《杭州新民居》就搜罗拍摄了大量杭州的房子，专门考察了杭州房子中巴洛克式的叠床架屋的荒诞。这种格式化的拍摄手法，是一种观念摄影，但也饱含了纪实元素。同时，纪实摄影语言中也必须体现了观念。

　　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城市拍摄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没有人物出现的景象，这种空镜头的意义何在？与风光摄影中的空镜头作用一样吗？

　　顾铮：这次双年展有一个单元就叫做“景观的意义”。就是把城市作为一种景观，一种凝视。上世纪30年代，本雅明提出“光学无意识”，因为照相机的镜头能表现比人眼更丰富更客观的内涵。城市景观中虽然没有人的出现，但整个场景都是作为人的产物，即使是空镜头，也仍然处处体现了人的存在，是有意识的。完全可以把城市作为一种社会风景来观察。

　　杜尚就说，风光摄影只是视网膜的艺术。单纯的风光片，虽然拍摄也很辛苦，却不具社会性，不能产生社会意义。

　　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一幅作品，你如何判断它是关注底层、是表现真实，还是猎奇、矫情、迎合？

　　顾铮：作一个准确的判断并不容易，不能单听摄影师的表白，同时，还要结合作品的流通和展示途径来判断。比如，上海就有一个艺术展找了200名民工来参加开幕式，甚至还邀请一位民工来剪彩，我就很反对这种伪善和标榜；同样，广州去年的一个摄影展找了一批民工来参加，我也提出反对意见。这些活动其实只是把民工作为活体颜料，这就是艺术家和商人联手对民工进行的“戏弄”。

　　中国元素不代表中国特色

　　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现在老百姓人手一台数码，还有许多LOMO迷、宝丽来迷，你觉得这些，对摄影艺术的整体水平是一种促进，还是一种稀释、一种反作用力？

　　顾铮：我不是摄影艺术至上者，对于摄影的大众化也并不觉得可怕。可以因势利导，在各方面开拓摄影更多的可能性。这也让摄影师思考摄影的未来走向何方。

　　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和外国的城市摄影比起来，你觉得中国的城市摄影与他们有何不同？摄影语言或内涵上看到一种中国特色吗？

　　顾铮：从这次双年展看来，中国摄影师和外国摄影师的水准，已无高下之分。至于中国特色，现在还看不到，也尚未到此阶段。而且，这种所谓的中国特色通常就一些刻意制造的中国符号，很牵强，没有更好。至于摄影语言的中国特色，目前也看不出来。摄影本身就是一种国际化的艺术语言。

　　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中国现在有无出现以城市划分的流派？

　　顾铮：势力和流派并不一样。即使在中国南方，已经成为一种群体了，他们也只是有相似的追求而走到一起，还未形成流派。城市的摄影，现在还很难说有鲜明的某个城市的流派特征，摄影作品虽然拍摄的是一时、一地，但所表现的，往往是一种普遍性的生存状态，是其他城市、其他国家、全人类所共有的生存状态，而不仅仅是某个城市的特例。没有什么“中国特色”或者“海派”之分。

　　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在中国，哪座城市被拍摄、被表现得最充分？

　　顾铮：在我的感觉中，纽约、东京就很适合摄影。相对中国其他的城市而言，上海具有更强的城市感。但上海本身的肌理还不丰富，没有历史，摄影感还有欠缺，不过只需要20年，就会更好。其实，上海还没有充分被照相机表达，只有作为明信片上的上海、作为殖民地乡愁的上海被大家注意到了。城市本身就不可能被完整地表达的，有魅力的城市都是千面怪人，都有多个侧面，充满生命力，不断生长、蔓延、滋生、繁衍、生生不息，甚至死亡，就是不可能准确地、静止地表达。

　　城市化程度越高，城市艺术的可能性、空间性越大，因为压迫越大，反作用力也越大。

　　顾铮：2005年广州国际摄影展双年展主策展人，上海复旦大学教授，摄影批评家。

       本文转载自《北京青年报》